藏族孩子的“梦工厂”——内地西藏班30年筑梦记

  新华网北京5月25日电(记者程露、张京品、唐召明)30这个数字对益西旦增一家意义非凡。30年前,大哥考上第一届内地西藏班。随后,二哥、姐姐、他和弟弟也相继离开偏远的西藏村庄,赴内地求学。

  30年后,益西旦增全家已从日喀则市白朗县搬到了首府拉萨。少小离家的孩子一个个回到雪域高原:大哥从事金融工作,二哥成了高级工程师,姐姐当了医生,弟弟在自治区设计院做设计师,益西旦增也从美国留学回来做了大学老师。

  “我们全家都是内地西藏班的受益者。”34岁的益西旦增说。

  1984年,国家为加大西藏各类人才培养力度,决定在北京等城市筹建3所西藏学校,在上海等16个省市分别选出条件较好的一至两所中学举办西藏班。

  这些班级和学校被喻为西藏孩子的“梦工厂”。1985年,以藏族为主的首批西藏学生赴内地踏上追梦路。

  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统计,30年来,内地西藏班(校)为西藏培养输送中专以上急需人才3.2万余人,近半数为大学毕业生。目前,北京、上海、广东等21个省市的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开办有130多个内地西藏班和内地中职班,共有在校生1.8万多人。

  走出雪域高原

  益西旦增的父亲1978年到过内地,这让他看到,教育是脱贫的唯一出路。

  然而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知道教育改变命运的藏族家长并不多。人们对内地知之甚少。年轻劳动力在广袤的农牧区十分重要,所以当地孩子多数会留在家里放牧,或学门手艺,或外出打工。

  41岁的次平是西藏自治区人大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。出生在日喀则市拉孜县一个小村庄的次平说:“如果没有内地西藏班,我可能还在放羊。”

  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,受教育是僧人、贵族和官员子弟等少数人的专利。而像次平这样的农奴的孩子,是没有求学机会的。

  次平9岁时父亲去世,哥哥是聋哑人,弟弟患有小儿麻痹症。家中除了姐姐,再没年轻劳动力。年幼的他要负责放养15只羊,只能在农闲时到乡办小学读书。

  贫困未能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。到内地读书的藏族朋友寄回的书信和照片,为次平打开了一个新世界。1987年夏天,他瞒着家人参加了西藏班的招生考试。

  想去内地上学,要通过藏语文、汉语文和数学考试。次平考了全县第一名,被首次招生的北京西藏中学录取。

  在西藏,接受义务教育的农牧民子女从1984年起,享受包吃、包住、包学习的“三包”政策。国家为内地班(校)就读的藏族学生也免除了学费和食宿费。因此,上学并非一件遥不可及的事。

  次平是村里100多户人家里第一个可以到北京读书的孩子。面对这份荣耀,他的母亲最终点头,嘱咐他好好学习,好好做人。出发那天,村里人拿出青稞酒,献上哈达给他送行。

  就这样,他生平第一次来到贡嘎机场,先坐飞机到四川成都,再坐两天两夜的火车,终于到了北京。

  外面的世界有太多惊奇。毕业于上海回民中学西藏班的仁增西绕还记得,飞机上发鸡蛋,他一口咬下去,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咸蛋。

  第一次坐飞机和火车、第一次吃咸蛋和冰激凌、第一次离开阿爸阿妈……30年来,包括次平、仁增西绕在内的6万名西藏孩子,带着梦想,奔赴远方的教室。

  远方的教室

  在车水马龙、楼宇林立的首都北京,几座红白相称、宛如小布达拉宫的藏式建筑特别醒目,这就是西藏孩子向往的北京西藏中学。

  在次平考上西藏中学7年后,益西旦增也来到了这里,度过了1年预科和6年中学生活。

  柏油马路纵横交错、高楼大厦霓虹闪烁。现代城市的生活,让雪域高原来的孩子们受到很大冲击。“那时,西藏很多村庄还在点酥油灯。我的老家直到2010年才彻底告别缺电。”次平说。

  从家乡到内地,十二三岁的孩子们要适应的不仅是醉氧,还有气候、饮食和风俗习惯。在北京西藏中学工作20多年的副校长张梅说,因为语言和文化不同,孩子们还闹出过不少笑话。

  一次,老师让学生把门带上(关上),学生愣住了,误以为老师让他把门拆下来带走。还有的学生写作文夸老师“在运动场上跑得像狗一样快”。

  更多的是温情与感动。每逢周末、年节,每位老师都会领上几名学生,要么去逛逛街,要么回家过节。

  跟其他民族的同学相比,益西旦增和同学每周还要多上一门课:藏文。

  益西旦增坦言,到内地上学后学藏语的精力会少一些,但只要自己用心是没问题的。他和很多西藏的孩子,后来都成了藏汉英三语使用者。

  来自拉萨中学的阿旺旦增,现在北京西藏中学任藏语老师,讲授藏族传统、历史和诗歌。他认为藏族老师的职责就是让学生不忘自己民族的文字和语言。

  渐渐地,内地西藏班受到越来越多藏族家长的欢迎。北京西藏中学的招生规模也从最初的每年100名学生增至目前的270名。

  “他们认为能到内地上学很光荣。”张梅说。她仍记得有一个毕业回西藏工作的藏族学生,她的牧民妈妈就有两个愿望:看看天安门、看看她的母校。

  “快60岁的人在学校的塑胶操场上跑了几步,特别满足,”张梅说,“教育不仅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个人命运,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、西藏和这个国家。”

  更好地回来

  益西旦增在求学的路上越走越远,先是考上厦门大学英语系,后又赴美国堪萨斯大学深造。毕业后,他决定回到梦开始的地方。

  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大学毕业后,绝大部分都会回到西藏。

  次平回到西藏后,在艰苦地区的基层法院工作了近6年,经手的各类刑事、民事案件六七百件。

  早期毕业生很多和他一样选择稳定的公务员岗位,但随着西藏经济、社会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医生、商人、作家和金融家。

  2007年,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仁增西绕在家乡开了一个藏式奶酪加工厂。一段时间里,西藏几乎所有西餐厅的奶酪都是他供应的。目前,他正与北京一家公司合作,准备做有机奶酪。

  “西藏也可以有企业家,”他说。西藏是今年中国唯一未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省区,38岁的仁增西绕对自己的生意前景很有信心。

  在北京西藏中学读高一的旦增次珍,跟父亲旺堆是中学校友。旺堆现在是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的校长。与父亲不同的是,她想报考气象环保类专业,将来更好地保护家乡净土。

  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前,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,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%。而最新发布的白皮书显示,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,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8.1年。

  数据令人鼓舞,但这场通过教育脱贫的长跑还远未结束。偏远农牧区的藏族孩子需要更好的老师、更明亮的教室和更多开拓眼界的机会。

  目前,西藏仍在努力提高区内老师的教学水平,内地学校也选派优秀的管理团队和教师到西藏,让更多藏族孩子在家门口便可享受与内地学生同等的教育资源。

  在西藏大学教英文的益西旦增,正带着学生做藏汉英语言及文化对比研究。他常对学生讲起自己的见闻,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语言和文化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
  如果有机会,他还想像大哥那样写一本藏语书。

  “越是去远方,越能清晰看到故乡,越会感到你对它的感情,归心也越强烈,”益西旦增说,“走得更远,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回来。”